我们已在末日中

卡尔·马克思写过：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但他们还是做了。彼得·斯洛特戴克《犬儒理性批判》中也改写道：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但他们还是做了。今天，我们正在经历某种恋物癖式的否认：言不由衷地说一些东西。

我不喜欢威尼斯双年展或卡塞尔文献展上的各种项目。你能在那里发现所有种类的政治正确：啊我们反欧洲中心主义，啊我们反殖民主义，啊我们都是资本的奴隶。但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没有任何意义，身份政治和取消文化是排除机制。确切来说，这些双年展恰恰代表着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事情：人们只说不做。

我是强迫症的典型。我想避免一些事情，不让它发生。我做过一次精神分析，一共和分析师见了五、六次。我疯狂地说话，表现得极为亢奋，为的只是不给分析师时间向我提出真正的问题。我说话的目的，是为了确保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。2021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的情况，那是一模一样。说得很厉害，却什么也没变，我们在不做出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大说特说。甚至最激进的自我批评，也成了一张免费门票：只要你骂自己几句，那你就可以和以前一样该干嘛干嘛。

我们正走向一场全球性的灾难。我看到了末日四骑士：AI、移民、全球变暖、战争会带来什么？我的悖论就在于此：面对末日的正确方式不是说我们还有选择，而是把末日当作事实来接受，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观望、等待的话，那我们就输了。所以，我们应该行动。

我在历史中看不到进步。我们不能再随波而流了，我们要踩刹车。达成目标的方式不是反资本主义，但必须有控制，就像在战时资本主义中那样。

大国在以错误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。在一代之后，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活力充满热情，但（它可能带来的）社会动荡让人望而却步。怎样才能把活力和稳定结合起来呢？二代相信，他找到了答案。但许多人说，他从共走向了法。在二代垂死时，有人问他：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？他说，是那个事情，党派必须掌权。他就是这么干的。大国能挺过金融危机因为它不完全民主。五代下，大国变成了新极权主义。但对于问题，他们看得比我们更清楚。今天的主要任务，是以一种非法西斯主义的方式控制资本主义。

我不再相信多党制了。我们需要更多的公权力来摆脱气候陷阱。

“自由的敌人不配有自由。”我很欣赏罗伯斯庇尔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在上断头台前两个月，他就知道自己完蛋了。我最近读到，实际上丹东真像罗伯斯庇尔一直声称的那样被英国佬收买了。这惊到我了。

（海德格尔把人描述为灾难。）黑格尔也想到了灾难。在猿猴发展的过程中，有什么东西搞错了，这才有了我们？那是一场意外。不过，在这点上，我依然是一名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：我认为真正的出路是灾难。对我来说，灾难依然具有某种净化作用，它把我们归零，还原至某种零状态。与其说改变我们的行为，不如说改变我们自身。

有时候什么也不做会更好，但有时候，你得用尽全力，这时，小的、精确执行的行动才是最好的。会带来奇迹。把目光转向美国，我欣赏伯尼·桑德斯。他代表包容的观念，他通过自己的政治获得人心。相较之下，取消文化和认同政治/身份政治在排除人。但我们需要更加激进的措施。看看伊朗，女性的起义，那是个奇迹。那里爆发了某种非常特别的东西。这是真正的女性主义，不是那种使我们极化对立的女性主义。伊朗的例子说明了我们可以做什么。

（我不断呼吁要建立全球制度。）我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。别误会！我们不需要新的中央委员会。不应该搞鼓励腐败的全球性世界国家，我们需要真正的全球合作。在美加，气温升到了50度以上，不是因为在那里生活的人，而是因为不受这些国家直接影响的，极地漩涡的干扰。我们必须控制市场，就像我们在紧急状态下在其他领域做的那样。在英国，有鉴于该国的医保紧急状况，据说，应该像对待战争一样来应对这个危机。应该使用市场，但要有所管制，在国家的控制下用。

（可能有一个充满恶意的精灵，有一个恶灵一直在欺骗我们，通过伪装组织我们行动。）像笛卡尔在谈到他的根本怀疑的时候说的那样，我怎么知道不是一个恶灵在欺骗我呢？我们在世界上的处境就是这样：我们怀疑大他者、科学、智慧、宗教。我们需要一种象征性的集体自杀。当黑格尔描述主体性最深处的内容的时候，他说到了世界之夜，意思是神秘主义。末日的威胁一直伴随着我们。黑格尔说，精神一开始是在空无之中。我们的理性绝望地试图把握真理之核。黑格尔的推测就是我们的现实。对他来说，是疯狂，在基本的本体论层面上构成了每个人的精神。今天我们到处都可以体验到这样的疯狂。我们必须直面失去理智的危险，跨过零点。我们必须继续走到头，因为为了活下去，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迄今为止一直美丽的生活。

几年前斯洛特戴克创造了一个奇妙的词：客观的社会民主。在被问到在他看来，二战后的最大成就是什么的时候，他回答说：客观的社会民主。这意味着以某种社会契约的形式确立的成就——社会民主的规范变成了我们宪政现实的一部分，比如说，医保系统或自由教育、福利国家。没人能挣脱它。我和斯洛特戴克关系不错，我们道不同，但他真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个右翼思想家。我记得在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败给奥洛夫·帕尔梅领导的右翼党后的几年里，基本上什么也没变。右翼依然在这条客观的社会民主道路上走，依然采取同样的福利国家政策。民主需要社会契约。问题是，在一个反民主的时代，怎样拯救这些成就。你们危险了。

川普说的相当清楚了，要是他输了以后的选举，他是不会认的。他公开使用内战的语言。还记得布什跟戈尔在弗洛里达州计票后的争端么？当时每个人都接受重新计票后的结果，而在今天，这种情况不再可能了。意识形态家班农想从右翼那边突破美国体制，他把自己描述为今天的列宁。大政治场域中的边界也在变化。莎拉·瓦根克內希特为普京的行动正名，然后，AfD很快就邀请她加入了。如果你认为风马牛不相干的就凑不到一处的话，那你就错了，因为他们就是凑到了一起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不太理解。

人们声称自己有权利为了自己祖国所谓的利益而把灵魂卖给恶魔。川普说选举是非法的，我们有权利拯救宪法。如果以后选举的结果不合他的意，他就不想承认。普京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认为为了赢得战争，必须做好实施暴行的准备。

我们已经在末日中了。等待末日也是末日的一部分，因为它让我们动弹不得。末日这个术语本身就与启示概念相关。末日会迎来真相，知识中的启示。有些人说，东欧阵营的崩溃是末日，因为现在真相大白了：社会主义行不通，但自由主义可以。在冷战期间，哲学家君特·安德斯在面对核战威胁时谈到光秃秃的末日。和战后不会有新的帝国出现。那是纯粹的毁灭。有的只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的湮灭。等待我们的不再是福山的信条，历史的终结。